忆孙晓村先生二三事

　　孙晓村（1906—1992），民建北京市第三、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参加民建，历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执行局主任，第四、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

　　1929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1933年，任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财政部赋税司科长。1936年11月，因救国会案在南京被捕入狱，翌年9月出狱。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粮食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法政学院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执委，第四、五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做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同志秘书期间，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9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酝酿期间，孙老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收集资料并摘编有关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方面的所有观点，研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个题目，试拟提纲写正面论述的文章。他说关于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下半年党派要拿出方案。政协的界别有30个，既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发挥政协的作用，需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全面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思考这一问题。孙老交给了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统一战线理论文选》和统战理论研究会的一批论文，并推荐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近期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系列讲话和论述统战理论方面的文章，要我多阅读、多思考、钻进去，说这很值得学习和研究，对统战基本理论和政策，要有正确深刻的认识，这对开展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孙老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共产党是领导核心，8个民主党派是接受共产党领导并与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这个关系要摆正。在执政问题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共同致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则应该“共负责任”“荣辱与共”。

　　当《意见》颁布后，孙老再次与我谈起这个话题。他说，《意见》首次从制度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这就阐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会更加密切，更好地按“十六字”方针相处。

　　在那段时间，孙老实在太忙了，各方面座谈会很多，而他哮喘病又发作了，边吃药边开会。一个报社记者来采访，请孙老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表谈话，他欣然应允。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民建中央办公室里，年届83岁、须眉染霜的孙老笑容可掬地接待了这位年轻记者。孙老从历史谈起，深情地回忆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最后感慨地说：“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党于危难之中解救出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尽最大力量保护了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在团结战斗中亲密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孙老整整讲述了一个上午，详尽耐心地回答了记者的诸多提问，还亲笔写出那些不易听清的词句，并尽可能放慢语速使她记下来。第二天编辑部主任打来电话说，报社对这篇采访十分重视，次日第一版见报，今天内容还可修改。中午清样送来，我立即按急件送到孙老家。孙老看到文章标题“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孙晓村建议：‘多党合作制度载入宪法，定期召开国是协商会十分必要’”后，发现文中只提“多党合作制”, 立即打来电话，要我马上与报社联系，提出文章有两处重要修改，标题与正文前“一定要加上‘共产党领导的’6个字，这个前提是政治原则，强调的核心，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完整。如果改动有困难，撤稿不发”。孙老认为新闻宣传工作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不可掉以轻心。其实他一向很尊重体谅记者编辑工作的特点和难处，在稿件处理上，总是申明“用与不用，如何采用，完全听从编辑部的意见”。即使有的文字上不尽如人意，他也宽厚大度。但他强调要“核实”，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则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或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让步。

　　我清楚地记得，在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全会期间，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会议期间也听到了诸如“目前物价暴涨，上海银行挤兑，白白度过了这 40 年……如果不让人民说话，不讲民主，则国无宁日矣……”等说法。3月23日是政协会议的第二次大会发言。当时作为会议执行主席的孙老宣布散会后，各个车辆均返回宾馆。孙老因身体欠佳，原本每次会后都回自己家吃饭，但此时，我见他紧锁双眉，凝神思索着走出会场，指示司机掉转车头，直向政协民建组的驻地国谊宾馆驶去。他下车后，要我立即分别打电话通知开会，召集了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铭珊和王洪昌、董幼娴、蒋达宁、姜庆湘等一批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孙老首先询问上海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回答说：“物价波动是有的，但并不像旧上海那样一日数变，而人们去银行取钱购物，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40年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我们都相信银行不会被挤倒的，人心是稳定的，人民群众是相信党和政府的。”

　　孙老坐在桌子的侧面，让我做记录，当时大家情绪高涨，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看法。孙老总结说：“我们工商界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事实证明这40年并没有白白度过。我们要坚定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任何时候决不动摇。同时也要正视困难和问题，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把国家建设好。”他提议写一篇反映工商界共同心声的文章，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并推举陈铭珊做大会发言。他们一直议论到晚上9点，孙老才在夜幕中返回家，在深夜11点还打来电话与陈铭珊商议发言的有关内容。

　　第二天中午，孙老从会场赶到宾馆，茶都未喝就亲自拿着经大家同意通过的稿子，要我随同他驱车又赶到全国政协机关大会秘书处发言组报名发言。周绍铮同志的秘书见到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孙晓村副主席此刻站在门外非常吃惊，他立即去通报，让我们稍候。几分钟后，周秘书长走出来，见到孙老感动地说：“孙老您这么大年纪还亲自来……”孙老则抱歉地说：“打扰了，知道你很劳累，这份稿子申请大会发言可否安排？”周秘书长看后，马上表示将这篇稿子安排在（编号为第204号）25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请他放心。

　　3月25日，陈铭珊在政协全体委员大会上宣读了题为《珍惜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发言稿，充分阐述并表明：“我们是充分享有人民民主权利的，但这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能是西方式的民主。有人要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离开了中国国情，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只能造成混乱不堪的局面，真的会使‘国无宁日’的。”这个发言响亮有力地奏响了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旋律。

　　1990年2月22日，在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学习贯彻《意见》座谈会上，孙老首先介绍了文件产生征求意见的过程，是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协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补充完善，这体现了党中央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精神。他还在会上满怀激情地吟诗共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孙老奋发有为的精神感染了在座的老同志，大家纷纷畅所欲言，就国家当前面临的热点问题以及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提出积极建议。

　　如今孙老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每次看到案头《意见》，总能回忆起孙老忠实履行职责忘我工作的身影和他常说的话：“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孙双锦，民建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处原副调研员，曾任孙晓村同志的秘书。本文选自北京市政协2021年7月出版的《光辉的旗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