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历史关头主动选择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

　　主动向共产党靠拢

　　1945年12月16日，为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这一天在重庆创建了“民主建国会”（1952年7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成立之初就确定的宗旨和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将自身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渴望。

　　不少民主党派成立之初虽拒绝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但也没有明确站到中国共产党这边来，而是在成立之初时确立了一条“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民建也不例外。

　　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备受压迫，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促进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建联合其他党派团体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举行了8次报告演讲会。但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派出特务搞了一连串破坏活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在会内，黄炎培针对蒋介石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批驳。他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惧，军警宪兵特务闯进他的寓所，捆绑工作人员、控制电话、封锁通道，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

　　1946年1月31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民建勇敢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联合了20多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1946年6月，民建联合各界民主力量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请愿代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1947年5月3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更是公然发表了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其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7月上旬，伪“国大”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10月间，又在上海、杭州、西安等8个城市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2000余人，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白色恐怖笼罩着各民主党派。

　　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当时已迁至上海的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为更好隐蔽和保护自己，民建在上海的理事、监事和主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寰建、康建、核建、纪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量会务发展等，有时也会邀请一些会外的著名人士共同交换意见，一起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残酷的现实让越来越多民建成员清醒过来，黄炎培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再加上民建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多次主动联系民建，因此，在一次民建核心层的聚餐会上，他们商定要早日派人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组织和各党派保持联系。随后，王纪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就这样，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

　　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倡导和努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倒行逆施的鲜明对比让越来越多民主党派人士开始从曾经主张的走“第三条道路”幻想中醒来，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7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修改新华社时评稿《蒋介石解散民盟》时，加写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这些话不仅在民盟盟员中引起震动，而且在民建等其他民主党派中引起很大反响、共鸣，推动着多个民主党派、众多民主人士开展主动转变，开始自觉、主动、积极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等。

　　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

　　为早日建立新中国，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建议、提议中共中央应尽快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一手主导的所谓总统选举。民建、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革命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承担起历史的重任。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民建等民主党派纷纷通过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等方式积极响应，开始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尚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的民建核心领导层也在四处奔走、积极活动，黄炎培的日记中对这个时期的活动进行的记录，印证了民建的积极转变。黄炎培日记1948年4月13日、17日、18日分别记录如下：

　　午，李祖夔家，寰建会餐，俞寰澄、李祖夔、诸文绮、孟望渠、钟琅书、陈巳生、李正文、陈时臬、杨卫玉及余，报告中国大局内幕。

　　夜，康建假鸿英聚餐；盛丕华、康年、吴觉农、承禧、羹梅、蒋柏笙、卫玉、胡子婴、实声、远声、厥文、俞寰澄、陈巳生、汤永涛，十五人。余述大局，如寰建所述，卫玉提《展望》问题。

　　夜，核建会餐，与卫玉召集，到者丕华、康年、寰丞、御秋、巳生、厥文、复亮、元善、佐才、纪华，余述大局，如昨所述。卫玉提《展望》问题。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给在艰难中坚持斗争的各民主党派以极大鼓舞，并在其成员中引起巨大反响，使得他们迅速、公开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黄炎培日记5月1日、8日、11日分别记录如下：

　　夜，康建在关勒铭厂聚餐，余主席、酆云鹤（新参加）、康年、觉农、承禧、羹梅、澍霖、寰澄、巳生、柏笙、实声、子婴、艺昌、丕华、卫玉、厥文，讨论会务及各问题研究报告。

　　午后，青建开会，交换时事报告并讨论。

　　午后，扩建会谈，甚畅；叔通、达三、絅伯、丕华、复亮、厥文、广平、昂若、正文、志让、未凤、寅初、笃义、巳生、问渔、宦乡、卫玉、任之。

　　5月5日，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向在上海的民建高层介绍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对此，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盛康年自香港归，谈港况，带到衡山讯。”越来越看清和认准大势的民建开始积极主动作出改变党派命运的重大抉择。黄炎培日记记录了这个重大转折：15日，“夜，康建在羹梅家（霞飞路一七八四号，汶林路对弄）举行，余为政治报告。”18日，“夜，核建社餐，章元善为主人，胡厥文、陈巳生、俞寰澄、施复亮、王纪华、盛丕华、杨卫玉。”

　　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夜，民建常务理监会议，厥文、絅伯、卫玉、丕华、复亮、寰澄、巳生、纪华、佐才、康年、太朴及余，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虽然出于对时局安全的考虑，黄炎培日记中只是简单记载“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但事实上大家很清楚，就是民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发展史上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从此彻底放弃了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鲜明政治立场，这是民建作出的历史的、必然的抉择，为此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政治根基。

　　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中国

　　1948年11月15日，民建总会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全权处理总会会务。同时决定组成临时干事会，负责总会与上海分会的地下工作。临时干事会下设秘书组、组织组、联络组、财务组。临时干事会成立以后，以“民立公司”为代号，每周秘密集会，联系在沪理、监事，推动各小组进行活动；联络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并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保持联系。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王却尘、俞寰澄、杨美真决定，与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等联名发表《民主建国会与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这是民建转入地下活动以来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参加签名的政治文件。并且，民建还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共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不仅很好稳定了广大商业者的情绪，而且为团结工商界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接到邀请后，民建总会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协商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离港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达沈阳，受到了中共中央代表李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达东北后，他们先后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动。

　　1948年底，寓居上海的黄炎培早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为脱离险境，在中国共产党和被誉为“浦东王”的王艮仲帮助下，他假借办寿宴之名巧妙摆脱了特务的跟踪，并化装后乘船去了香港，同行的还有其夫人姚维钧和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间，他们对民建的立场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得出三点结论：一是民建的特性是代表民族工商业的企业者；二是民建属于政治性的集合体；三是民建的行动方式是团结合作。黄炎培一行还与中共中央代表进行了多次商谈，并于3月14日离港，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等一行35人乘坐“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到同年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陆续到达北平。4月初，民建恢复了总会常务理事会。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等在内的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有民建成员12名，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并且黄炎培、罗叔章被推举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小组，施复亮、俞寰澄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章乃器、李烛尘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胡厥文、俞寰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李烛尘参加宣言起草小组。

　　针对美国污蔑中国革命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经过集体讨论，由孙起孟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声明指出，通过长期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得到提高，“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回来。今后怎么样，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主席在声明发表当天就致函黄炎培，盛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筹备会《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民建协商产生正式代表12名，候补代表2名。此外，其他界别的民建成员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还有40多人。

　　20日，为发展会务、配合经济建设，民建总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民建总会22日发出贺电：“象征着全国人民大翻身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在北平开幕，全国人民今后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道路迈进，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彪炳辉煌的一页，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为此敬向大会致最热烈的庆贺，并保证今后为彻底执行大会决议而努力。”

　　27日，民建总会理、监事会议决定，总会由上海迁往北平，从此更加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黄炎培、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黄炎培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朱继东，民建北京市委常委、理论委员会主任、民建西城区委会副主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刊登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05月11日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