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廉洁自律二三事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1945年发起组织民建，历任民建理事、常务理事，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盟员。

　　黄炎培一生高度重视个人品德修养，终其一生崇尚简朴。他回家乡办川沙小学堂，因为学堂经费极其困难，他不取分文薪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为了使中华职教社按照计划开展工作，他多方奔走，筹集经费。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长期住在上海南市一所小楼的厢房里，后来他虽然用筹募来的经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自己仍然住在那所小楼里。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

　　抗战开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迁到重庆。国难当头，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一度电一滴水都不能浪费，甚至对用过的信封也要翻过来再用。抗战胜利后，他和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

　　黄炎培常说，“做人最小限度，必须让我做一世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黄炎培坚持“为公不为私”的伦理原则，不但自己坚持，而且教育子女，并且在包括所谓“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宣传为公不为私，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原则。

　　忧国搅牌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沈阳。

　　消息传来，在上海申报馆工作的黄炎培忧心如焚，他匆匆离开报馆赶到主编史良才家中。

　　在史家，许多人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牌，黄炎培焦急地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看着着急的黄炎培，众人十分漠然。牌桌边一个人甚至嘲讽地对黄炎培说:“中国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要你一个人起劲！”悲愤的黄炎培一下子被激怒了，他狠狠一拳砸在牌桌正中，悲恸地喊道:“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众人闻之十分惭愧，四下走散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前往西苑机场迎接。右三为毛泽东，右四为黄炎培。

　　做官与做事

　　黄炎培早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捕判处死刑，被迫逃亡日本。从日本回来后他又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后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开始重视教育。

　　191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开始推行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在此期间，因黄炎培在社会颇具影响力，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并表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决不做官。蒋介石在1927年和 1947年两次以高官厚禄利诱，甚至恫吓，也没有能将他拉进官场。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中南海举行的晚会上，毛泽东问其原因，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却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对此，他的四子黄大能曾不解地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为了向更多有着同样疑问的朋友相露心迹，黄炎培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接着，他又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合影，二排左七为黄炎培。

　　周期率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家做客，促膝长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赞同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黄炎培（右二）等爱国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毛泽东（右一）亲至机场迎

　　鬻字疗贫

　　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

　　早许名山题咏遍，未妨墨海结缘新。

　　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傭书亦苦辛；

　　八法惟心先笔正，临池头白学为人。

　　1946年12月23日，《文汇报》上刊载了一则消息《黄炎培鬻字》，文曰：“黄炎培氏自国共和谈停顿后，闭户读书，深居简出。近以经济艰窘，鬻字自给，并赋诗作自我介绍，其诗云：‘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早许名山题咏遍，未妨墨海结缘新。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傭书亦苦辛；八法惟心先笔正，临池头白学为人。’其润例：联五万元，扇面四万元，立幅四万元。墨费各二成，先润后墨，一星期交件。收件处上海雁荡路八十号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处。”

　　这是一则黄炎培卖字的广告，那么，这里有什么故事呢？

　　1945年，浴血经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黄炎培也于1946年2月4日返回阔别近十年的上海。本是喜事，但心情却不甚美好，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飞机降落在龙华机场，欢迎的人纷纷前来握手，而我却只想痛哭一场。”长期以来，黄炎培一直致力于促使国共和谈，甘当国共之间的“和事佬”。然而，目睹饱受日寇摧残的华夏大地再次笼罩战争的阴云，黄炎培自然是心情沉重。黄炎培曾在日记中自述“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廿九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至今日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吾决意不参加此项工作了。”回到上海的黄炎培，一直借住在中华职教社小楼内，当时他经济很拮据，常常得到朋友们的帮助。为了改变窘境，他决定卖字为生。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他记载，“近来私人经济颇感威胁，承光甫厚意，允按月济我，但参政公费，不久必将终止，反复考虑之下，决从事卖字，或不失为有效而绝无流弊之政策。” 10月16日，“子坚来，与商卖字，偕毛子坚访月笙。”“与子为谈卖字。” 11月21日，“子为来，商定鬻书润例。”27日，“午后，毛子坚来，商定卖字润例”。12月20日，“至浦东同乡会，昭张伯初，介绍会计秦君至九华堂。晤吴耀祺，至荣宝斋晤梁子衡，皆为卖字一一送发润例及收据。开始鬻字。”“写件六，内三件收得十二万元，此为卖字开始。”自此，黄炎培开始卖字自给。同时，他也四处散发广告，这样，就有了文章开端《文汇报》上刊载的广告消息。

　　从这以后，黄炎培每天忙完事务性工作，就会拿起笔写几幅字，托人卖掉以补贴家用，并救济朋友同人和他的学生。1947年1月20日，“职教社赠一百万元，余以鬻字已有所得却之，仍送来，乃改作捐款。” 2月13日，“为周浦大雄义务小学写三十五件，卖得五百万元，捐充经费。” 8月10日，“清晨，写扇面十个，民建募捐，我认三百万元，将以此付义卖充之。”15日，“讯陆规亮松江，捐与步惠廉创办之松江孤贫院300 000。”10月14日，“曾还九来，送到余若南赠物，值五千万余元，却之不可，捐给职教社，以广友义。”1948年2月9日，“高事恒来讯，附一千万元，赠忘年好友。答讯：兄尚忆重庆公共汽车上，向兄借款乎？今年鬻字有得，尚堪度岁，承赠已转入文化基金。”

　　当时，黄炎培不仅在上海卖字，还将卖字的生意做到了海外。1947年4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得萨空了港信：一、为雪兰莪求书；二、海外润例已登报。” 当时，萨空了是香港《华商报》的总经理。7月8日，黄炎培又收到了萨空了的信，“得萨空了港信。得汇到港代售写件价（复另一件捐）655 400元。复空了。”黄炎培的这封回信，我们今日仍可有幸看到。“空了兄：顷得二日手书，同日即收到汇款如数，多谢多谢。原寄立幅两帧，其又一帧，如获售出，愿以其价捐赠文化界同人之需要济助者。有信寄愈之兄时，恳为附笔道及。此间气候闷苦异常，然秋凉之期亦不在远。因气候酷热，弟又体胖，时时作短装以与之抗。戏改前人诗一首：胖子由来怕暑天，短衣秃袖立当前。旁人不解予身热，将谓时髦学少年。以此博兄一笑。手问著安。弟：黄炎培复  卅六、七、八” 原来，黄炎培获悉在香港的同人需要接济，遂决定把委托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代卖的书法款项捐赠给他们。

　　从1947年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战场上溃败的国民党在统治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为了弥补巨额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只能大量地印发钞票，结果导致货币更加贬值。对此，黄炎培也将卖字的酬金由收法币改为了收米。在1948年2月19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三时，浦东同乡会会员大会，……分致改正鬻书润例，每件（匾每字）改收米五斗。”3月15日，“徐子为来，托彼影印重订鬻书例。”

　　黄炎培还创作《五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去作官，我乃肯为五斗米折腰来作书。作官作书曾何殊，但问意义之有无。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此等官僚害子孙。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读我文章嬉笑怒骂可愈头风疾。有时写格言，使人资儆惕。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还有一言，诸君谅焉，非我高抬声价趋人前，无奈法币澎涨不值钱。”

　　黄炎培的书法曾得名家指点，擅长楷、行，深得颜楷端庄雄伟之体势，和山谷苍劲遒润之神采。但是在当时物价飞涨的年代，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所以单靠卖字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何况他还常常接济朋友同人。事实上是，当时黄炎培在上海有许多朋友，他们商量着变着法子来接济黄炎培。朋友们每天安排一些人去买黄炎培的字，个中情由黄炎培一概不知。

　　非非有斋

　　早年在上海黄家阙路居住的时期，由于儿女们大了，住在一起不方便，黄炎培就在附近的林荫路租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既做卧室又做会客室，晚上还要给孩子安个临时床铺。

　　就是在这片小天地里，黄炎培写了许多著作。一日，他忽然来了兴致，将此小屋命名为“非有斋”，并自题匾额，悬挂在屋子里。两旁的楹联为：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闻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后来有好事者将“非有斋”匾额偷走，为此，黄炎培写了一首风趣盎然的小诗：

　　身外我何有？何尝在我身。

　　林荫容小住，“非有”当斋名。

　　君子梁上来，赏奇负之走。

　　语我以真理，非有非非有。

　　自此，黄炎培就将“非有斋”更名为“非非有斋”。

　　从“非有”到“非非有”，表明了黄炎培对生活的达观，也表明了他追求物质上的“非有”和精神上的“非非有”的理想。

▲非非有斋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