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仁立和凌其峻

　　一说起羊绒衫，北京人首先想到的是“雪莲”。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雪莲羊绒的专卖店。雪莲是中国羊绒工业的摇篮，是中国第一家开发、生产羊绒制品的全能纺织企业。

　　雪莲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1919年，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位的周诒春和留学回国的费兴仁，为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与一些留美学生一起集资成立了仁立商号，这就是雪莲的“前世”。1920年，仁立增资2.4万元，开设地毯工厂，雇工自制地毯。1922年，仁立再度增资10万元，由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并主持改建了王府井大街97号一所旧式建筑，成立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22年，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改造后的仁立铺面）

　　1949年后，仁立也跑步进入新中国新社会。1952年，天津麻袋厂、北京麻袋厂和北京地毯厂三家合并成立北京仁立麻纺织厂。1955年，北京仁立麻纺织厂正式公私合营，以生产麻袋为主营业务，且麻袋生产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上世纪50年代末期，职工在雪莲前身——北京麻纺织厂门前合影）

　　1964年，我国第一件羊绒衫在北京仁立公私合营麻纺织厂出品，1965年6月，雪莲商标正式注册。北京成为了中国羊绒工业发源地与发祥地。当年生产出2.5万件羊绒衫出口中国香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拥有世界70%羊绒资源的中国不能生产羊绒衫的窘境随之彻底结束。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雪莲紧随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创新、激流勇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新高。百年沧桑，百年风云。仁立，不曾因时间而褪色；雪莲，还在每时每刻绽放。

（2002年，迁址大兴瀛海的雪莲公司办公楼）

　　书生有志当报国

　　提及仁立，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凌其峻。

　　凌其竣1897年生于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6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现代陶瓷工艺专业，获陶瓷工程学学士学位。

（凌其峻档案照片）

　　回国后凌其峻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抵押家中房产，与留美同学朱家忻、林绍诚合办中国制瓷公司，1923年生产出工业用的电瓷、瓷砖，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是这棵民族工业的幼苗两年后即在洋商的竞争下被迫倒闭。遭受重挫的凌其峻转而走教育救国的路，他先后受大夏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之聘，教授化学、英文。

　　1926年，因仁立实业公司业务扩大，人手不足，董事长周诒春邀请凌其峻与同学朱继圣共同经营。凌其峻志在陶瓷，但由于前校长的器重与关怀实难拒绝，他接受聘请任公司副总经理，并表示待仁立走入正轨后，他将重返陶瓷业贡献力量。谁知后来仁立业务日益扩大，从出口地毯转而生产地毯，后又生产呢绒，并从北京扩大到天津。凌其峻虽对地毯、呢绒生产是外行，但作为管理过近代工业的工科毕业生，刻苦钻研几年也就成了内行，渐渐地把陶瓷救国梦抛却，一心经营仁立公司，成就了他大半生的辉煌事业。

　　敬业乐群实业家

　　凌其峻信奉“忠于人、忠于事、忠于己”的人生哲学。他说：“忠于朋友，才能获得挚友的信任，取得帮助；忠于事业，才能创建和发展事业；忠于自己的言行，才能立足于社会。”

　　对工作殆精竭虑，经营有方。地毯业本不是他的专业，他带着“不钻进去永远也学不会”的态度，本着腿勤嘴勤脑勤的韧性，经常下车间，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对地毯的图样设计、编织工艺、染料颜色，都细心琢磨，不断改进；经常携带着样品到各省去宣传推销，到后来逐渐成为对地毯图样设计、编织工艺、染料颜色样样精通的行家里手。他在经营管理和技术上不断革新，实践中形成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职责范围，注重职工福利；运用近代科学方法，重视整理客户档案和技术资料；在经营中做到账目清楚，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建立一支稳定的技术骨干队伍，为公司取得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与同行业务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

　　凌其峻作风正派，公私分明。作为一位经理到国外出差的旅费本可以从宽报销，但他都凭单据按制度报销，从不妄取一文。美国救济总署寄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大笔救济金汇款，交北京仁立公司代收，请红十字会负责人之一的凌其峻分发处理，凌保存好支票，丝毫不去动用，在向红十字会移交时，他主动将这笔无人知晓的存款全部交清。夫人俞秀蔼要求将医药学会拨来的“救济”药品拨一部分给女青年会，他严肃地说：“这须由红十字会决定，我没有分配的权力”。他中正耿直、洁身自好，不取非分之财，将分到的红利入股，扩大生产。

（仁立股票）

　　对员工既爱又严，善于激发员工对事业的忠诚，上下同心完成目标任务。一方面，实行加薪制、设立养老金，兴建男女宿舍、卫生所、食堂，组织篮、排球队和京、话剧团等，用优厚的福利待遇和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留住职工。厂内职工病了，他用自己的汽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另一方面，一经发现职工沾染上不良嗜好和恶劣行为，他总是亲自诚恳劝告以至严厉的批评，使不少人有了转变。对屡教不改影响很坏的人立即开除，决不让把毒害传给别人。

　　仁立实业公司在朱、凌两人的同心协力、共同经营下，业务不断得到发展。当时，除了官僚资本开办的北京清河制呢厂和外商毛纺厂外，仁立已成为华北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毛呢厂。

　　侠肝义胆斗日军

　　仁立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倾轧。1931年建立仁立纺毛厂，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强占了我国东北，威胁了华北。1937年扩建厂房，添置精纺设备，又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寇进占平津。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凌其峻的爱国热情更加炽烈。为防工厂落入敌手，他将羊毛分散给工人拿回家中收藏，和工人们一起护厂，组织夜校，给工人们上时事课，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共同投入爱国运动中去。北平日寇强派汉奸报纸《新民报》，凌其峻宣布坚决不订阅。敌人仍旧每天从门缝往屋里送报，职工绝无一人去拾它，来回任由践踏无人理睬。日寇伪装中日亲善，设计要“视察”仁立，凌和夫人洞察其奸，谎称家里孩子患有传染病，易于传染，使得敌人来仁立视察的谋划未能实现。

　　伪政府秉承日本主子旨意，要把北京地毯业改组成皮毛公司，受其控制，仁立坚决拒绝。日方即控制毛纺原料，造成生产萎缩，工人无活可干。凌其峻顶住压力并未裁员，组织职工在场内种菜、种豆、磨豆腐、养羊、养蜂，共度时艰。抗日斗争日益强烈，敌人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凌其峻掩护一位被追捕的地下工作人员，几经周折把他送入内地。

　　日寇1820部队企图征用仁立库存的进口羊毛条及羊毛，为日军织造了一批军用哗叽。得到消息后厂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将一部分羊毛染为黑色，然后在全部白毛中掺入黑毛，假装要织造灰色法兰绒。黑白混杂的毛条无法满足日军要求，鬼子无可奈何，徒呼负负而去。

　　日寇对仁立的控制不限于对原料的统制。1942年，阴谋诱骗仁立为日商满蒙毛织厂做加工，企图逐步进行并吞。面对日军的险恶用心和巧取豪夺，仁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消极怠工，一拖再拖，到1944年8月也没有完成所规定要求织造军毯的数量。

　　浴火重生迎曙光

　　1949年，经过战火洗礼的仁立迎来了浴火重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把存有的美钞、外汇向国家银行登记兑换。当时，仁立总公司在美国存款约41万美元，是解放前储存在国外的。凌其峻、朱继圣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很快认识到从国外调回外汇，既对企业有利，也是拥护党的一种具体表现，于是全部向政府报告，陆续调回，以实际行动拥护党的领导，支援祖国建设。为此，受到政府的表扬。

（1949年，刘少奇视察天津仁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打美帝、保家乡”。1951年初春，凌其峻作为北京市工商界代表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同年 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凌其峻、朱继圣 （参加赴朝慰问团的天津工商界代表）在6月3日率先提出：“仁立公司捐献喷气式飞机一架，支援朝鲜前线，并将该飞机命名为‘仁立’号。”同时捐出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不驱外寇，无以为家”，仁立公司首献飞机的壮举，在工商界爱国捐献运动中开了一个好头，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凌其峻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府和工商界之间沟通思想情况，起到了桥梁作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他带头公私合营。1958年，他主动放弃定息，直至生命终结分文未取。自然灾害时期，他首先把自己列入精简机构的编余之内。他说“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我只想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在10年浩劫期间，凌和广大工商界、知识界人士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他始终“坚信党会纠正这一切的，这种状态是不会长久的。”1968年12月他因病逝世，终年71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凌其峻得到彻底的平反。

　　凌其峻先生一生走过了坎坷的道路，但在任何时候，他的爱国热情始终没有改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没有动摇。他堪称为一位爱国的实业家。

　　凌其峻（1897～1968），祖居安徽歙梁，后迁居上海。1949年6月加入民建。民建北平市分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二至六届副主任委员，民建北京市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第一、二届常委；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一至四届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五至七届常委；北京市工商联第一至三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常委。

　　（本文由周民根据有关史料整理编撰）